第二次起诉，法官仍依据上述法条驳回起诉。
同年，周旺生在《法学评论》发表题为《论创建中国社会主义立法学》的论文。四、中国立法学研究的组织形式与学术载体 (一)中国立法学研究会及各省立法学研究会的活动 我国关于立法理论的研究是从立法实践的需求中生发和生长出来的，这从一开始便奠定了我国立法学研究事业的方向和基调，即最主要和最基本的任务是为立法实践服务，为进一步推动立法理论和实务工作的创新积极建言献策。
(23) 在立法学教材方面，新出版或再版了曾粤兴《立法学》(2014)、朱力宇《立法学》(2015)、杨临宏《立法学》(2016)、邓世豹《立法学》(2016)、徐向华《立法学教程》(2017)。在立法技术方面，由注重立法形式结构的立法规范技术向以立法实效评估为主要内容的立法评价技术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尽管制定了第一部宪法和一批重要法律、法令，但整个立法理论研究十分贫弱。可以说，立法学研究还远未达到未雨绸缪、高屋建瓴指引中国立法实践走向民主化、科学化与法治化的高度。这也意味着中国立法学研究有了一个标志性里程碑，进入了一个规范化发展的新时期。
(三)从追仿型研究进路到自主型研究进路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立法学经历了一个由形而上的理论探讨、制度的宏观架构，转向更为具体、精细的中国特色立法实践问题，并由此实现从自主的制度建构向回应现实问题的提升。2010年中国立法学研究会的成立推动了各地立法学研究会的建立。中国法治进步的每一关键节点，中国法理学从未缺席。
有继承性，人类法治文明才能不断繁衍和光大。(47)从1990年至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几乎每年都举行与依法治国相关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其他法学教育与研究机构也频繁举办类似会议。(28)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法理学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到方法论上，逐步打破了本体论一统天下的研究格局。权利本位的理论还催生了中国权利学派，这是中国法理学40年发展中唯一可按立场、观点、方法划分而形成的理论学派。
诚如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所言：其应改而不改谓之悖，其应学而不学谓之愚。(17)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分别于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召开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理论研讨会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研讨会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党内法规建设研讨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治体系、法治道路研讨会信息化时代的法律与法治研讨会等等。
一、中国法理学40年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法理学经历了一个从法律虚无主义左倾错误思想和文革桎梏中解脱出来，到逐步恢复发展和走向繁荣的过程。历史是一辆有轨电车，自有其演进方向，优秀的法律文化遗产，包括律学的概念、思维、制度都是中国法治重要的遗产。(6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7页。其二，法制不预设法的价值观，而法治则既要求法为良法，更要求治为善治。
人权在全人类具有普遍性，而在实现它的时候各国又具有特殊性。此一时期法理学的研究重点是放在对法治实践性问题的研究上，在法治构成要件、法制与法治的区别、人治与法治的对立、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依法治国与市场经济、法治的模式和道路、法治理念、科学立法、行政执法、司法改革、区域法治建设、法治与和谐社会、法治评估等重大实践问题上都有重大理论突破，取得了立足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原创性的众多理论成果。把法的内部关系、法和外部诸事物间的关系科学地表达出来并发现其规律，是中国法理学迈向法哲学的必由之路。孙国华：《法是理与力的结合》，《法学》1996年第1期。
法律与道德各有其功能：法安天下，德润人心。(29)随着研究方法的日益多元和丰富，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除了传统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得以继续运用外，使用神经认知科学、信息科学、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智慧司法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法学界蔚然成风，(30)法学方法论在法的本体论之外成功开辟了一片理论天地。
脱掉法理学灰色的外衣，把法理学研究都转化为法治实践，法理学才是长青的，才能成为法治变革的指路明灯。(13)参见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主编：《中国法学四十年(1978-2018)》，第6页。
中国法理学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代。(63)参见姚建宗：《主题变奏：中国法学在路上——以法理学为视角的观察》，《法律科学》2007年第4期。对德法关系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历史上不同的法学流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教育为法治领域输送了数以百万计的专门人才。中国法理学在改革开放中诞生，在改革开放中成长，在改革开放中走向成熟。如果中国法理学提炼的核心理念能够为人民群众所掌握，中国法治的力量就是无穷的。
二者的关系应是相互转化、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相得益彰。(38)参见舒国滢：《从司法的广场化到司法的剧场化——一个符号学的视角》，《政法论坛》1999年第3期
遵主令而行之，有伤败，而罚之，是使民虑利害而离法也。宽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
另一方面则大大挫伤了吏的士气、荣誉感和上进心，促使他们唯利是图、滥权谋私。与官尊吏卑相对应的却是实践中吏强官弱、与胥吏共治天下等矛盾现象。
(57)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7页。吏员履职保障机制，确保吏员能依法依规履行职责，而不是像奴仆一般被上级随意驱使。三、士道、吏道之当代重构 法家吏道并非一定就是错误的反方。(14)黎翔凤：《管子校注》(下册)，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2004年，第1208页。
如在汉代，小吏的秩级一般在百石以下，多为斗食、佐史之类，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54)。知识尤其是人文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人文素养，进而改变气质、提升境界、重塑人格魅力：所谓胸藏文墨虚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多了，人文素养高了，气质自然改变。
(51)司马迁：《史记》(第六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2013页。关 键 词：士道/吏道/官吏分途/儒吏分流/官僚病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法治视角下传统中国隐性腐败治理研究(编号：15BFX017)的阶段性成果。
法家所谓有用的知识，是直接有助于富国强兵的行政管理的具体知识与技能，法家认为这就是作为帝国官僚必须掌握的知识技能：它是识字通书的知识技能，而非以文乱法的知识技能。这包括：吏员收入保障机制，确保吏员及其家人能维持较为体面的生活和社会评价。
退一步说，即使人们确定某一官员并没有将他私生活和私德的不检点带到工作上来——他私德有亏，工作上却尚属兢兢业业、尽职守法、廉洁奉公——这样的官员，就真的没问题吗？他在旁人面前彬彬有礼、表演作秀，私下里却是心思龌龊、表里不一。虽然职业性冷漠未必牵涉违法，而且经常是在合法、公事公办的名义下进行，却对法律的公信力和民意基础造成严重损害。(36)顾炎武：《日知录集释》(上)，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86页。(56)中国在培养、选拔、任用、考核、奖惩、监察官僚等方面，无疑有着成熟丰富的历史经验，同样，中华民族的古圣先贤对于作为中央集权帝国治理主体和中坚力量的官僚的素质、品行、作为，也提出了许多深刻精辟的思考、见解和争辩。
因为，只是在课堂中学到的专业知识，仍避免不了纸上谈兵的可能，专业知识考试如同其他所有类型的考试一般，根本上反映的是考生的考试能力而并非行政能力。孝悌忠信，事父母，能竭其力。
早在20世纪末，弗朗西斯·福山就预测传统的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将逐渐被外表相对松散、权力相对分散的扁平化组织和网络所取代(58)。(27)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77页。
职业公德和个人私德之间并非真的可以完全分开，公务人员的职业公德和个人私德是一个一致的、有机的整体。在信息化技术冲击传统科层制和行政管理模式的当代，需反思传统的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及其构成，革新以文法吏式官僚为主干的官僚队伍。
